上市药企研发投入大比拼：谁最舍得花钱？都花哪儿了？

如果没有充分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继续加大投资只会使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峻，也会进一步加剧地方债务和信贷风险。

考虑到需求端的疲软以及产能过剩，笔者预计7月投资与工业生产仍将保持低位，而受制于收入增长放缓，消费增长不会有较大提升。但值得注意的是，官方PMI数据中原材料库存上涨、出口指数回暖是个积极现象，毕竟二者得到了7月钢材产量增加且库存减少、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回升等高频数据的验证，预示着上游库存调整的拐点可能已经出现。

另外，笔者早前发表的观点＂7月或迎宏观政策拐点＂，从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及近日推出稳增长措施来看，这一判断已经得到证实。虽然二者样本存在差异，即官方PMI涵盖3000家企业，而汇丰PMI的样本仅有420个，且主要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官方PMI对经济走势判断更有说服力。同样，这一趋势也得到了高频数据的支持，7月国内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由降转升，7月环比上涨7.3%。原材料库存指数小幅回升，但产成品库存下降，是个积极迹象。另外，近日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强调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适度充裕，意味着未来货币政策仍有空间。

因此，笔者预计，伴随着库存、出口方面出现的积极迹象以及未来政策措施付诸实践，宏观经济拐点有望在9月到来。笔者认为，这或与7月食品价格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有关美国对华投资18.25亿美元，增长12.29%。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19.84亿美元，同比增长4.9%。广播电影电视业、与医疗相关的服务和社会服务业、文化艺术业和交通运输辅助业实际使用外资增幅较大，分别为121.29%、89.79%、153.79%和144.47%。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52.33亿美元，增长32.54%。上半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291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6亿美元，同比增长29%。

1-6月，中国地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141亿美元，同比增长27%，占31%，广东、山东、江苏位列前三名。1-6月，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KPO）占比分别为54.6%、13.7%和31.7%，信息技术外包仍占主导地位。

信息技术外包占主导地位。执行金额193.4亿美元，同比增长39.7%。三是中部吸收外资全面增长，西部实际使用外资增幅较大。1-6月中国承接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香港的外包执行金额依次为47.1亿美元、32.9亿美元、24亿美元和23.3亿美元，分别占执行总额的24.3%、17%、12.4%和12.1%。

关于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情况对外直接投资。亚洲十国/地区（香港、澳门、台湾省、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和韩国）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537.8亿美元，同比增长5.31%。1-6月，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511.74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43.89亿美元，同比增长20.12%（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

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55.77亿美元，增长15.75%。今年头6个月，中国内地对中国香港、东盟、欧盟、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日本七个主要经济体的投资达到322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71%，同比增长17%。

农、林、牧、渔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94亿美元，同比增长0.96%，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为1.44%。关于服务外包情况据商务部服贸司统计，1-6月中国共签订服务外包合同71496份，合同金额386亿美元，同比增长41.1%。

其中德国实际投资12.96亿美元，增长44.81%尽管2007年出台了《反垄断法》，但平等竞争并未实现。进一步推进市场化，要从以自由竞争为中心转向以平等竞争为中心。市场竞争的前提是经济主体拥有经济自由。过去的改革就是围绕放权、让利、搞活来做文章，培育市场主体，并赋予其充分的经济自由，搭建一个自由竞争的平台，经济就活了。宏观管理的特点是：在健全市场微观主体的基础上，注重规则、规划。

人口的迁徙、家庭的迁移就将成为农民新的选择。农民进城打工赚钱，是作为生产要素流动的，只要获得劳动报酬即可，不奢求公共服务的同城平等待遇。

可一旦问题越来越多，宏观调控就变为小马拉大车。但农民作为经济社会主体，却有选择在城市定居作市民的权利。

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对外贸易规模在全球的比重都达到了11%，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对外贸易规模则是世界第一。前瞻、预防，属于风险导向。

不言而喻，宏观管理是以强化制度建设、规划引导为核心，靠制度规则去降低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而不是主要依靠领导批示、单个文件去一一解决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劳动者的休息权、报酬权、劳动保护权、社会保险权等被任意侵害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并由此引发各种社会矛盾。我们过去长期来害怕资本，而我们今天却在与资本共舞。长此下去，宏观调控就会对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城镇化既是物质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和积聚集中的过程，也是人口流动移迁、重组社会利益关系的过程，也就是农民变市民的过程。建立健全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体系，而不仅仅是盯着宏观调控，是当前经济改革的又一新要求。

国民经济治理，要从偏重宏观调控到注重宏观管理。因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未充分发挥出来。

可问题是，自从市场经济诞生以来，这个问题至今未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得到永久性解决。市场经济也从起步、成长阶段，相应进入到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新阶段。

竞争不平等，尤其是行政垄断、行政干预与各种经济联盟行为，都严重扭曲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降低了效率，也带来了不公平和寻租，使中国市场经济变形走样了。离土不离乡，农民在城乡之间候鸟一般流动，只图自身的劳动力资源卖一个好价钱。如果说，在过去市场的作用受到抑制，是因为缺少经济自由，难以形成竞争，那么，在当下市场的作用受到限制，是因为缺少平等竞争的体制环境。人口的城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的。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稀缺，资本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受到了各级政府的青睐。更重要的是，更加注重劳工权益，是市场经济从粗野到文明的进化取向。

但这就像一个少年，身材体量与成年人相差无几了，而行为举止却还带着几份稚嫩，并不成熟。显然，当前及今后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只看到劳动力这个要素的配置，同时还要看到劳动者这个主体的基本权利。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早期，血汗工厂到处存在，广大工人被资本奴役，遭到马克思的严厉批判，认为资本一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肮脏的血。这时候，农民的权利就不只是获取劳动报酬，还有作为社会成员曾经被剥夺的基本权利，如农民有权平等获得所在地城市居民的各项公共服务。